离开这个世界整整400年了，莎士比亚似乎在另一城市居住，人们对他的作品仍津津乐道，仿佛是新面世一般。

　　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逝世。其人其文已成为世界性文化符号，具有跨越国界、文化与时代的魅力。几百年来，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日益丰富，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均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与诠释。然而，也有专家指出，一些解读或许牵强附会，有歪曲、颠覆莎士比亚之嫌。

　　从“野蛮人”到“莎士比亚崇拜”

　　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尽管他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剧作家，但是却并未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甚至称莎士比亚是一个借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的“暴发户乌鸦”。莎士比亚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戏剧作品违背了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应当聚焦于行动而非人物人格;悲剧是对一个完整行动的模彷﹐这一行动的开始、中间及结束遵循固定的顺序并且有特定的规模。后人还由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一步演化出教条的“三一律”，即戏剧创作要遵循行动、时间及地点的一致，要求剧情单一、避免支线情节，时间幅度应在一天之内，地点不应变换。然而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剧作都没有遵循这些规则。因此，莎士比亚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人们指责他是缺乏艺术性的“野蛮人”。

　　直到18世纪，莎士比亚才真正获得众多知名学者、作家的完全赏识甚至是崇拜。“18世纪时莎士比亚被奉若神明，被视为天才的代表，这对当代的文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及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尼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对本报记者表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及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等一些看似拘泥于原则的古典主义作家开始权衡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思考文学原创性的价值。而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1759年的名著《试论独创性作品》(Conjectures on Original Composition)则标志着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

　　牛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认为，促使莎士比亚成为英国国家级大师的关键，是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于1711年9月3日在《观察者》上发表的对“天才”的阐述。1800年时，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全英国的文化符号，其影响力逐步跨越了国 界。歌德曾写道，莎士比亚与人类的世界精神相关联，因为他存在于全世界。人们对莎士比亚的赞颂与尊敬被萧伯纳称为“莎士比亚崇拜”。

　　“莎士比亚的作品如今是世界上公演频率最高的剧目之一，而其历程也颇为有趣。”大英图书馆“十幕重现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Ten Acts)纪念展负责人佐伊·韦尔考克斯(Zoё Wilcox)对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表示，莎剧最早可能在17世纪时就已经走出英国，世界各国开始先后翻译莎翁作品，使得莎士比亚蜚声全球。

　　莎士比亚或被歪曲

　　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在当代仍然是各种文学批评流派不断发掘的宝库。本尼特与罗伊尔表示，从20世纪晚期开始，各种形式的历史性文学批评占据莎评的主流，尤其是新历史主义批评。此外，基于文本的研究、作者生平研究、莎剧演出研究等均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基于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的文学批评方法大致被吸收到历史主义批评的实践中来，尽管这些理论对于当代莎士比亚研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却不能算作是莎评的主要形式。

　　然而，有专家提出，一些当代学派借用莎士比亚作品来强化自己预设的观点和立场，忽略、曲解莎士比亚文本，因而歪曲了莎士比亚。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客座教授布莱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著书《盗用莎翁之名：现世批判论》(Appropriating Shakespeare: Contemporary Critical Quarrels)认为，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精神分析等众多派别，均利用莎士比亚作品为各自的目的服务，带着某种偏见去分析作品，产生了碎片化的阐释。

　　维克斯提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文学批评界开始出现一种观点， 认为语言无法可靠地反映现实，既然不可能对文本进行明确解读，那么任何理解都可能是误解。维克斯从哲学、语言学等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试图重新恢复对语言及文学的正常解读。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在不断发掘莎士比亚经典作品时，应当进行适当、合理的阐释，而不是以预设的立场去歪曲、颠覆。本尼特与罗伊尔表示，虽然读者在阅读时难做到完全中立，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其基本责任就是，认真严谨地解读文学作品，摆脱预设的意识形态和批评观念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