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代表作《创业史》

　　厚夫著《路遥传》

　　2015年2月12日，文学评论家李星在《还原一个形神兼备的路遥形象——评厚夫〈路遥传〉》中这样写道：“英年早逝的路遥及他的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文学创作的命运，在当代中国堪称是一桩文化及文学传奇……他以一人之执拗和坚持，打败了整个儿的中国文坛和同样执拗的中国批评界，使似乎以托尔斯泰和走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道路的柳青式的理想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平凡的世界》成为偌大中国的文学阅读传奇，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光辉纪念碑。在他的伟大面前，大众选择胜利了，现实主义胜利了，至今仍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批评的精英和精英的批评失败了，他们只能随大众选择的天然正确而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这其中又包含了多少社会和文学的秘密?”

　　李星先生的问题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一是柳青与路遥，他们身上有哪些东西是一致的?二是路遥当年为何敢于执拗地“背对文坛，面向大众”?三是柳青与路遥那种坚定把自己的艺术个性与民族文化土壤相契合的方式所形成的艺术特点，对未来文艺创作有何启示?等等。

　　正基于此，我以为要把目光投注在陕北乃至大西北这块土地上，要关注柳青与路遥特定的文化性格之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其一，执拗而担当的个性特征成就了柳青与路遥。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北宋理学大师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北人性格朴鲁执拗，既是缺点，更是优点。这是做事的基本方式，也是“一根筋精神”。具体到柳青与路遥，他们都是陕北人，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路遥在诸多场合有过这样的表述，他也撰写过《柳青的遗产》、《病危中的柳青》以表达对柳青的敬意。因为生身与成长之地域的相似性，文化认同的相近性，故路遥从一登上文学场，便一直默认柳青就是“文学教父”。李星言：“熟悉柳青的人，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没有像一个只和柳青匆匆几面，远远不可能成为忘年交的朋友的年轻的路遥，如此深入地理解着，准确抓住了柳青心理、性格、气质的最突出、最根本点。更为可怕的是，一个刚刚走上文学之路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事业还远未打开时，就借柳青之身，坦露式预设了自己全部的心灵世界和人生目标：在一切领域一切事情上都要比别人强，都要当排头兵，即使快要倒下去的时候，他也要把所有的文学健将甩在后头。”路遥与柳青在文化认同上具有相近性，在性格、心理上具有相似性，这样他自然认同柳青的创作观，也在方方面面向柳青学习。

　　1983年路遥中篇小说《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时，评论家冯牧讲：“现在青年作者，学柳青的不少，但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路遥。”1985年，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已经认真研读过七遍柳青《创业史》，也决心像柳青一样创作一部史诗性巨著。这样，他才下定决心，决心用几年工夫创作一部“六卷、三部、一百万字”全景式反映中国城乡社会史诗性变迁的现实主义力作，决心把人物命运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决心“献给生活过的土地与岁月”。路遥当年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是不被文坛看好的情况下，却在强大历史理性的指导下，敢于“背对文坛，面向大众”，用坚忍不拔的意志来完成《平凡的世界》创作。1991年3月，路遥《平凡的世界》荣获全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冯牧进一步认为：“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灿烂的一页。”

　　其二，现实主义史诗性小说的创作观，契合了路遥的文学理想与人生担当，这也成为路遥学习柳青的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把人物命运放置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加以呈现，在写作上采用“历史书记官”的方式真实地刻画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这样的创作姿态，势必要求创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用手中的笔书写历史诗意。这样，要求作家必须拥有驾驭宏大叙述的能力，要求作家必须拥有史诗情结与结构能力。

　　就陕北人的性格特征而言，这种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正好契合了其宏大性格特征。陕北是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冲突对峙的高地，这里的民族相对较为充分。陕北人的自信与气质中，既有汉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故而陕北人能吃苦，敢担当，有包容精神，在文化精神风貌上有“大气、包容、担当、进取、利他”的特征。尤其是“民朴少文”环境下生活的陕北文化人，在“延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能量的激发下，以柳青、马健翎、杨醉乡、高敏夫等为代表，开始真正用文艺之笔来传达土地的觉醒、民族的觉醒。柳青在延安时期创作了《种谷记》、《铜墙铁壁》之后，便在新中国成立后，着手创作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三部曲。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柳青的《创业史》远未完成其宏伟设想，但丝毫不影响对路遥文学梦想的影响。重要的是，路遥在心灵与身体双重透支的情况下，用6年时间完成了史诗性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可见“担当精神”在柳青与路遥身上是多么重要!

　　其三，柳青《创业史》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价值核心，均是对“中国精神”的展示。

　　“中国精神”为何?我以为就是中国哲学经典《周易》中的两句话：“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是对中华民族基本品格的最具逻辑性概括，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准确写照。

　　柳青《创业史》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成，但其核心是写梁生宝等人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如何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组织起来”所呈现的价值核心，即“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自强不息的一种诠释。而《平凡的世界》则更是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奋斗串联起中国城乡社会普通人物的命运。小说中的孙少安是立足于乡土的现实奋斗，他为了让村里社员们吃上饭，毅然打破大集体的大锅饭。这种情况，在形式上与梁生宝的集体意识与担当精神相悖，但其实是另一种担当，另一种责任。而孙少平则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渴望自强与自立、自尊与自爱，渴望自身心灵的解放。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平凡的世界》价值取向的话，我以为此书是一部“让读者向上活”的书，因为它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其向上，与“自强不息”相一致;其向善，则与“厚德载物”相一致。

　　《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在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上有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是用“中国故事”的方式，弘扬了“中国精神”，传播了“中国价值”，凝聚了“中国力量”。事实上，剥离小说的语言与结构之后，小说核心价值才是读者所认可的。而《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用“历史书记官”的方式，通过突出的细节刻画，为我们读者展示了时代精神，展示了中国精神，这才是这两部以现实主义方式赢得历史尊重的核心原因。

　　19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曾指出“时代、种族与地域”的文学创作“三要素论”，并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故我以为，在今天的新的语境下研究路遥现象，一定要注意到文化性格与创作精神的形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