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问题，这表明了中国文学正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认知，这种提问包含着一种创造伟大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冲动，当然，这样问的时候也表明了中国作家和理论界深深的焦虑，大家似乎并没有找到走向真正的中国经验的路径和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包括中国读者其实已经被起源自西方现代的那一套文学的价值体系改造过了。在这种状态之下，很难产生具有中国气派的了不起的文学，它先验地和生活、和中国的复杂经验隔着一层。如果一个作家对这一套现代的审美体制缺乏深刻的反省的话，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中国作家，也不太可能真正发现中国经验，并从中找到美感。不可否认，那个时代的作家普遍地缺乏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反思的能力和意识，也没有这种自觉。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标准和文学体系，它们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而是说，我们对这一套东西要有一个反省，虽然不是要完全抛弃它。应该看到，不可能存在一种可通约的普遍性的文学，但是，一旦某种文化或文学具有了普遍性的自我意识或世界性的抱负，它就会爆发出非凡的创造力，进一步加固自己的普遍性地位。

　　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命运感。中国文学应努力以独特的创造参与到这种普遍性的文学标准的界定中去，否则，中国作家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性的作家。一个任何其他文明体都不可能真正消化中国文化，若不如此，中国作家注定必须承担这样的命运：要么作为最好的被承认，要么被完全漠视。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或许更重要，中国作家意识到这种命运了吗?在我看来，有没有这种抱负，恰恰可能是决定其文学水平的前提。衡量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尺度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现在通行的所谓世界性的文学标准，而是看他是否写出了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这种眼光来自一个文明共同体，那个基于生生不息的几千年文明不断自我创造——其中也包括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纳，“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明，这种审美经验会重新界定一种文学。

　　应该看到，几十年的物质力量的积累，的确让我们有了些文化上的自信，甚至有点盲目的乐观，但是，离文化的自觉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说中国文学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意义上的文学，那么，这一过程肯定要伴随着一种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搏斗与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厮杀。而且这个拼杀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内在的、自我的角斗。它是在自己的审美经验内部展开的，表现为抉心自食，注定会非常残酷。他要否定掉自己的很多东西，只有这样他才能看见很多新的东西。

　　西方的现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客为主，反主为客。真正的自我必须不断遭遇他者，同时要把他克服掉，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文学。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也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一个作家、两个作家的问题。所以，需要一批有思想境界的、有强大的所谓审美能力的中国作家涌现出来，才可能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才能形成这种新的中国文学的轮廓。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机缘其实也在不断地出现，同时也在不断地流逝，聚聚散散，还没有真正形成阵势。现在有些优秀的作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不断地在自己的文学实践里面进行这样的尝试。但是大多数中国作家还是比较懵懂的，还是沉浸在西方的文学普遍性的梦境里面，没有醒过来。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无所依傍的文学年代。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那时的文学有历史能动性，高擎着启蒙主义的旗帜，批判性地面对中国现实，而批判所凭借的正是当时还虚无缥缈的所谓“西方”世界，我们把它当成合理的黄金世界，这种想象为作家批判性地关照中国现实提供了一个尺度，一个更高的、更完美的尺度。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虚构出来一个西方，然后拿那个“西方”来批判当下中国。那个作为批判资源的“西方”的确建立了一个新的乌托邦的维度。

　　但是现在，这个“西方”不存在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一个外部的参照，那个叫“西方”的抽象的彼岸世界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从哪里汲取批判性的、参照性的资源?这是一个问题。而我们想找到一种新的中国文学，肯定要有某种理想的参照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创造一种另类的，或者说可能的新生活。我们的文学可能要在一种无依傍的情况下去寻找一种另类的东西，对另类生活可能性的发现可能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寻找要比80年代艰难得多，当然也有出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