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没有继承，则无创新。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变乃创新，通为继承，立足于继承的创新，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永不匮乏的创新。传统文学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为华夏民族之精神瑰宝。创作固然来源于生活，但不能离开传统文学的滋养，因而，如若希冀当代文学创作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创作出伟大的文学，则不得不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土壤。缘此可知，重视传统文学优秀品质之继承，乃当代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传统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典质素?

　　首先，传统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那种注重文学的现实性、重视文学的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学本体观，是当代文学创作所应该继承的。

　　司马迁创作《史记》而彪炳史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旨在表达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类生活的独特认知，考稽其兴废成败之理，这一指导思想乃其获致巨大成功的关键。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学创作强调有感而发，有为而作，要有现实的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与体味，表达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

　　诗人屈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仍然无法忘怀故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一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杜甫历经艰辛，挣扎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乱离之中，始终秉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对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关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颖脱不群，因为还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才会弃官归田，勤劳自食。陶渊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

　　缘此，刘勰提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学应该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的使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义”，追求人生、社会的真善美，开创太平盛世。这样的思想，主导文学本体，成为其主要内核，文学之使命是伟大的。刘勰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显然，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乃文学本体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成就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

　　其次，传统文学经典倡导为文要有针对性，有感而发，要言之有物。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谓“见之行事”，即通过具体事件的叙述，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寄寓褒贬，当理切事，鲜明生动地阐明主旨，以积极的艺术感染力，吸引读者、感染读者。

　　文学内容的表达，需要坚实的“材料”来支撑。所谓“材料”，就是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所积累的丰富智慧、文化积淀。从经典文学来说，运用“材料”，就是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文心雕龙》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显然，事类，并非仅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历史文化的丰富积累，侧重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熟悉丰厚的历史文化，提要勾玄、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如古典诗词创作，即使比较偏重抒情性，也往往特别注重运用典故，而典故乃历史文化的凝结，具有丰富的意蕴，如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得诗人之理想情怀表露显豁，却也不无含蓄之美，也使得诗歌具有充实的艺术容量和颇大的艺术张力，其感人也深。其它文学样式，如戏剧、小说，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华，使之更为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延续性及开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如唐人对《文选》的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锻炼了娴熟的艺术技巧，开创了落尽豪华而见真淳的唐代文学。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忽视了对文学经典的继承，往往缺乏对传统文学、思想、文化、生活的同情之了解，非常隔膜。此类内容，即使作为文学创作的“材料”之一，也很难出现于当代的文学作品之中。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想得太多、写得太多而读得太少的弊端，许多作品结构相仿、内容相似，陈陈相因，“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了无余味，贫乏苍白。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前代文学往往是后来文学的滋养，或者作为进一步创造的“材料”，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在话本、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红楼梦》与《金瓶梅》有着密切的演进关系;《聊斋志异》说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与前代志怪小说、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其文学语言的典雅、简洁，兼有骈文和古文的优长。戏曲如《西厢记》《长生殿》，更是《会真诗》《莺莺传》、董解元《西厢记》和《长恨歌》《梧桐雨》的新变，脱胎于前代而独具自家面目，是戏剧史上的典范。至于诗文词曲之积累丰厚，别创新局，自不待言。而我们即使写一些小文章，几乎不能汲取经典文学的奇葩，作为写作的材料而化用自如。这样的状况，呈现出当代文学创作的贫乏与苍白，割裂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其实，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好的经验，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显然，柳宗元重视经典文学，并视之为后来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其三，传统文学经典的辞章之美，理应由当代文学继承与借鉴。

　　汉字乃形、音、义构成的复合体，汉语言天然地具有形文、声文、情文之美。《文心雕龙·情采》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形文，指语言文字的色彩之美;声文，指声律之美;五性，乃情感之美。在刘勰看来，讲求形文、声文之美，是为了更恰切而生动地表达情文之美;此乃自然而然，符合“为情而造文”的主旨——语言文字乃表达思想情感之需要。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追求语言的通俗化之同时，往往忽略了形文、声文之美，单一地追求情文之美，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情感思想的表达，需要完美的形文、声文之恰切配合，达到韩愈所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而骈俪与散行的交错运用，可以使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骈散结合，要善于融铸古今语言，简约精辟，使文章气势宏博。姚鼐说：“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要之，语言的典雅或简洁，是文学经典留给后世的丰厚馈赠。

　　辞章，不仅仅指语言文字，还包括结构篇章。结构篇章乃为文之关键，应注意“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即讲求思维的一致性与周密性。刘勰论篇章结构，有曰：“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要求“首尾周密，表理一体”，因为此乃“命篇之经略”。清代桐城派讲求义法，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显然，是将思想情感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的。而“法”则指文章的结构布局之先后与层次之衔接，还包括对所写人、事的恰切剪裁，以突出其特质，“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如若忽略篇章结构之经营，则如刘勰所说“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就辞章而言，经典文学，无论长篇或短制，都很重视篇章结构的布局经略，或体制宏大，气势恢弘;或精约简要，有尺幅千里之势，颇值得学习借鉴。而且，即使是实用文体，传统文学亦颇注意于其篇章结构、材料运用、语言艺术的文学性。

　　桐城派大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姚鼐欲兼收并蓄，融通三者为一。如果不仅仅胶着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而将其内涵扩充：以义理为承载思想、开启民智、培养精神品性的文学本体;以考证指文学写作的“材料”，承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辞章(文章)指文学之结构篇章和艺术性。那么，经典文学的基本质素所提供给我们的，则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语言和精密的艺术追求。反观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轻视文学本体的追求，缺乏高远的精神品性，内容上几乎割裂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不能自如地运用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智慧，而且结构粗疏，语言粗陋贫乏苍白。这些皆阻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削减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精神品性。

　　当代美国极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著有《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布鲁姆选择并品评了26位作家，指陈其伟大之处，乃“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西方文学，正是对前代优秀文学的延续、扩容与超越，其经典质素始终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希腊文明、《圣经》文化，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及艺术品性，或隐或显地传承着，故而能够持续不衰地造就伟大的文学。相反，有些当代文学创作离开经典文学的滋养太久了，而今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的经典质素，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之壤，很好地继承借鉴，融会贯通，才有创新可言，方可创造出伟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