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有情的文学，强调文学书写人间的情义、诚恳和人间大爱，它既不同于对人性恶的兴致，也与流行的“心灵鸡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三体》的文学性和文学史意义，只是要进一步昭示它并没有为我们开创出一个曾经让大多数人都真诚相信的不一样的未来。

关注工程背后的人类水文明和平凡人物故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逾4年之际，由何弘、吴元成所著的《命脉》（三卷本）出版。

文学的力量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主要诉诸人的精神，影响人的精神。文学要勇于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勇于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

作为“写家”的老舍先生数十年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文学瑰宝，而身兼诸多社会职务的他更为传统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发扬、为普通老百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就通过关纪新老师的文字，一同缅怀老舍先生——这位“人民艺术家”所留给我们的高洁与赤诚。

作为一个主体意识比较强的作家，韩永明一直自觉地抵抗着惯性写作，试图不断超越自己，这种陌生感正是他孜孜以求的美学效果。

《太阳升起》让我们重返佤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回望那艰难曲折的前进道路，倾听佤族人民进步史诗中的交响乐章。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如若没有包括冯牧同志在内的那一代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思想推动，今天我们的文学面貌也许不会如此饱满丰富。

温暖感，是读於可训先生小说最突出的感受。这种感受，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老春——浮生杂记·八大家之一》，到新近的《特务吴雄》和《才女夏娲》，体会最明显。

呼唤白求恩精神回归，仍旧需要白求恩施以援手，再帮忙打一场净化心灵的“抗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远万里》的驾到，算是读者的福分。

在传统和现代的交融中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和理想，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作家的创始者和代表作家获“改革先锋”称号， 来看韩小蕙眼中的蒋子龙。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主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刘仁前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创作积淀。我们相信，他不仅会继续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壮大呐喊助威，更会以自己新的创作成绩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玄武孤傲而自卑，执拗却从善，粗枝大叶且心细如发，不守陈规又构建新规。这使他能够坚守某种常人不太能够坚守的东西，忍受常人不太能够忍受的孤独；同时，又能够从万物的枝枝叶叶中感受到美——时光、大地、声音、色彩，与人。

青年作家通过对个体的记忆、生活与体验的文学性展示，来达到对外在世界、时代和历史的触摸与记录，他们以极具现代主义精神的知识铺衍和先锋想象，审视个人灵魂的忧伤，展示人的生命存在。

诗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基础地位，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诗人总是成为感知时代的先锋，诗歌总是成为时代的号角和第一声春雷。

王玉春博士的《“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话题，将“五四”时期报刊的“通信”栏目作为考察对象，以多情的姿态追逐着文学的脚步，以传播学的方法和文学史的角度，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报刊通信栏展开了历史的、文体的、对话的等多重论述，深刻阐述了报刊通信栏的对话性与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问题。

中国科幻文学并不是简单地只有一两种风格或写法，在题材、创作追求方面，2018年的中国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程度远远超越普通读者的想象。

2018年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无疑是个丰收年，新老作家共同为军旅文学贡献了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