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战“疫”文艺作品创作，体现了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但有的作品也暴露出创作者在文艺观方面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战“疫”文艺应以人民为中心，树立抗击疫情是非常时期文艺创作主题的观念，实现创作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精准运用艺术表达方式，为抗击疫情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本文以历史发展的线性视角，针对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学理论及学科发展中的交叉、融合路径展开探讨。尤其是针对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所面临的诸多焦点问题，通过对其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的多重梳理，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交叉与融合而形成的聚合力，拓展出艺术学理论及学科认知的新界域，并在史、论、评的基础理论之上，酝酿出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管理学，乃至文化产业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丰富艺术学理论及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凸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及学科体系的重要价值。

玛克辛•格林的审美教育思想以育人为核心，鼓励学生参与和感知真实的世界与社会，培养学生的移情和感受力，打破理所应当的态度；引导学生通过主动参与和反思艺术构建与世界的联系，从全人发展的角度帮助学生拓展其自身的经验，成为更加完整的人。她的思想对新时代我国美育建设与发展的启示在于：在美育的定位上切实由“育技”转向“育人”；在美育实施方法上重视在人与艺术的主动相遇中实现价值意义的生成；强调在实践中通过美育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构建富有活力的社会。

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生成，与艺术图像研究迅速形成有机契合。将图像研究引入艺术学理论领域，是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现。艺术图像呈现出多样性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纪实性与审美性的并行，瞬间性与恒久性的统一，虚拟性与真实性的重合，韵律美与造型美的互化，情感性与义理性的相融，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交响。当下，人们对艺术图像研究的探索呈现为多维路径，包括历史图像与现代图像的相互参照，文学图像与视觉图像的有机融合，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图像的跨界对比，科技制作的图像与现实艺术图像的相融相长等，共同促进了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

芬兰学者埃罗•塔拉斯蒂在符号学、音乐学、哲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本文将塔拉斯蒂在符号学视域下对音乐本体的独特认识和解读进行梳理，并围绕音乐话语、音乐叙事性、音乐真实性三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塔拉斯蒂不仅阐释了音乐符号所涉及的音乐话语、叙事、意义生成等问题，还分析了更深层次的符号形体背后所蕴涵的意图，从而用符号学理论重新看待音乐的整体活动和行为，为我们认识音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逻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家找寻新的创作媒介和拓宽创作观念提供了可能。新媒体艺术也正因其与时俱进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观念，在当代艺术中日渐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以英国“特纳奖”为考察起点，探索新媒体艺术在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分析新媒体艺术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合理性进行阐述，从而分析说明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趋势。

艺术与科技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两种文化”，但像塞缪尔•摩斯这样的案例则打开了另一种看待两种文化的视角：从个体层面来看待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可能，并由此反思我们在创造、教育与研究中如何促进两者的融合，从而实现新型“全才”的可能。尤其是数字技术与生成艺术的出现为思考艺术与科技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音乐表演是建立在对演奏技巧的附带觉知和对音响呈现的焦点觉知两者动态关系之上的认知呈现。当演奏技巧熟练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下意识地自动化，技巧便从注意的中心走向边缘成为附带觉知的对象。成为附带觉知的演奏技巧，在通往音响焦点觉知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确切指认的性质，因而带有意会的色彩。当技巧成为附带觉知，演奏者的注意焦点便转向了音响呈现，在内心听觉的引导与现实听觉的反馈中，演奏者把对技巧动觉的附带觉知和对音乐本体的焦点觉知整合起来，使音乐表演成为两种觉知的统一。

新时代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力建设问题，应该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整体任务来认识。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里的一个基础学科，无论在学科基础，还是在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深层次问题，直接关系着话语体系建设的质量。具体而言，理论性文学艺术的学科体系仍需理据性论证，具有相对稳定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术体系未见成形，话语体系的建设在融通各种理论资源、挖掘民族性标识性概念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理论文学的学术研究和面向文艺创作的批评实践应该结合起来，共同促进话语体系和传播力的建设。

文章将陶身体剧场放置在更广阔的文化史背景下，通过比较中西方当代舞蹈艺术发展轨迹上的共通与差异，解析陶身体剧场凭借怎样的特性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关注，进而通过分析陶身体剧场作品，将探讨扩展至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如何与国际艺术界进行真正的对话与交流。文章认为陶身体剧场的作品创作，打破了之前只有艺术家才可以对作品做出意义表达和解读的垄断地位，将解读和感受作品的权力分享给观众，颠覆了以往艺术家和观众的等级秩序，使观众回归自身的主体性。这正是当代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即通过作品使艺术家和观众平等地共同享有个人主体性权利。

明代中期书论家将儒家心性论作为书法意象本源的创构思想，为当下建立科学的书法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考。在意象本源论中，主张书法意象是主体心性的自然呈现，重树以人格境界的意向性关联自然物象、生命体验和审美感知，回归了书法艺术的基本审美属性。在意象创作中，主张将书法看成一个生命体，从书迹之象体悟书法精神，从而将晋代笔法与主体心性相融合，创作出自成一家的书法意象。在意象孕育中，强调主体跳脱理智、欲望的束缚，以虚静、萧散的审美心境在自然无碍的生命状态中构思意象。由此，明代中期以儒家心性论引导书法实践，扭正了明代初期以临仿为尚的创作观，实现了书坛的中兴，也为明代晚期书坛重性情的书风提供了理论动力。

生活美学是世界哲学的重要转向之一。中国对生活美学的研究有两种常见范式：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美学，在电影中可以“新都市电影”为代表，主张对城市生活的物质繁荣进行极端夸耀，显现出人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向往；二是“为艺术而生活”的艺术化生活美学，它表现为对生活的一味美化，在城市电影中以“治愈系”为代表。这两种生活美学范式都存在着理论与审美感受上的缺失。而以第六代导演为起点的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在表现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基础上，可以引导人们更为深入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不妨称之为“回到生活本真态”的存在论生活美学。这种生活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美学为基础，以对生活本真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思考，揭示了“美好生活”的内在意蕴：以真为美，以善为好，强调情感兴发之后的沟

“舞蹈要有舞蹈”“舞蹈的文学性论争”“舞蹈本体大讨论”，作为从“文革”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舞蹈》《舞蹈论丛》等期刊上的三次重要争鸣，在时间、指向上形成了一股内在的逻辑，伴随着中国舞蹈创作现代意识的复苏，以及舞蹈研究现代化范式的逐步确立，共同构成了舞蹈艺术自律思潮的演进轨迹。这股舞蹈艺术自律思潮见证了舞蹈艺术从工具论、反映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完成了中国舞蹈理论范式的转变，带动了舞蹈创作、舞蹈观念的转变，是舞蹈学学科走向自觉的开始，同时也对中国舞蹈理论体系的建构产生着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家们经过不懈努力，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探索新的表现形式语言、创造民族艺术风格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果。在美术批评和理论探讨方面，理论工作者和画家们围绕年画和国画的革新改造和油画民族化等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促进了美术创作的发展。

尽管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呼声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就出现了，但是最终却在中国落户。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在求同存异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还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它有可能是我们引领国际艺术学科的一个机遇。历史没有给中国学者发明或者重新诠释艺术的机会，但是给了我们发明或者重新诠释艺术学或者艺术学理论的机会。只要我们具有文化自信，潜心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艺术学或者艺术学理论就有可能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制度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引领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相关研究和人才培养。

艺术评论工作者需要多方面的文化修养，本文谈了三点。第一，要有艺术感，要通过对艺术作品丰富的直接感受经验和艺术史的研究，来提升自己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第二，要有理论感，要通过精读过去的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来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第三，要学会写文章，养成一种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的文风。

中国的早期摄影在由图像媒介晋升为门类艺术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画意模仿论：在媒介观念上，当时的摄影家们自觉地将摄影视作延续传统文人画学的“画笔”，并从中汲取创作的养分和灵感；同时，他们对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也有一定的思考，为摄影分享绘画的“艺术共性”从而获取合法艺术身份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摄影美学方面，摄影家们努力实现了传统画意美学在摄影中的“民族性”转化，从而使得本土的“画意摄影”能够和西方的画意主义摄影之间产生有效的区分。虽然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画意模仿论”只是本土摄影获取合法艺术身份的“权宜之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却使得传统的画意美学通过摄影媒介重新焕发出了现代视觉品质。

类型意识的自觉，不同类型的垦拓，以及类型形式的混杂，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创作中突出的艺术／文化现象；电影工艺水准的整体提升，电影明星策略的普遍运用，与类型电影的发展、电影工业的建构形成了结构性互动；国产电影的现实指涉虽还没有成为更具普遍性的常态，但历史、现实与未来不同时间向度的电影叙事，也在不同程度地关涉当下社会心理，并试图通过“中国故事”的讲述来表达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

中国当代艺术学史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艺术学理论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学术史路径；另一条是遵循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艺术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在此时期，中国当代艺术学史实现了两个基本转变：一是开辟和扩大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范畴，构建起研究领域的“新范式”，形成日益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学术史”路径；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重大进展，历时80年的“潜学科”在不断修正与完善过程中终于成为“显学科”而得到学界的认知和认同，进而在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际列于一级学科之中。据于此，本文力求围绕学术思想交锋以及学科建设与发展认识上的交锋问题作深入探讨。

人们对文艺与地域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扩展与深化的过程。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间，文艺与地域的话题虽然没有大的推进，但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认知空间，与古代相比已有所扩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对文艺与地域关系的讨论更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深入。地域文化既是凝聚力又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事实，文艺倚重地域的特定缘由与特殊背景，愈益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尽管如此，要创作文艺精品，要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仅有对地域的倚重是不够的。根本的出路是呼应时代、强化文艺创作的问题意识与对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