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对中国书画家而言，向古代传统笔墨学习是其艺术生涯中的必修课，而且更重要的是学习古人“尽精微，致广大”的深刻洞察力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要恢复古代书画家发现和创造的热情。我们的祖先发现的笔墨表现之法揭示了艺术活动的本质特征，促进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化艺术发展之路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中国笔墨呈现的精神世界活动以及其物质显现的转换机制将为人工智能参与艺术创造提供参照系。

作为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创造性美学范畴，“境界”说蕴涵了“真”与“实”的审美基质、“不隔”与“不代”的审美尺度、“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审美境界、“众芳芜秽”与“以血书者”的审美旨归等四个层面意蕴，共同构建起“境界”说美学意蕴的整体结构。王国维基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融汇西方美学与民族文化并达成学理再创，在生命维度上促成新的审美精神转向，在古今中西交汇时期具有开时代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对于以新视角重新激活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话语，构建新时代中国美学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也颇具借鉴价值。

唐中叶以来，中国书法艺术因受儒家观念的深刻影响，而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特点：一方面立足实用，要求经世致用，重视社会性书写规范的建立；另一方面又着眼超越，留心内在修养，强调书家主体性精神境界的提升。本文以颜真卿书法在书法史上“经典化”的过程为线索，尝试剖析其作为“实用书写者”与作为“经典书法家”的双重身份，进而分析儒家观念影响下实用书写的制度化及其超越问题，以期展现“实用／超越”二重结构在儒学解释系统中的复杂互动关系。中国书法这种依托日用、常变常新的内在超越精神，亦可为反思现代书法教育中日益严重的技术化倾向提供有益的参照。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美术批评开始脱离传统画论的形态，通过运用易于理解与传播的白话文，引入西方科学的逻辑思辨和分析推理，取代传统画论重直觉、印象、经验的思维与写作模式，开启了中国美术批评由外至内的现代转型。在此过程中，美术批评不断丰富文体样式，快速接纳西方美术术语，紧密与时代、现实、大众的联系，拓展批评对象与主题，塑造了开放、多样、立体的现代面貌，奠定了中国现代美术批评话语的基本形态，并明确了中国美术发展的基本问题与路向，建立了基于世界视野的文化坐标系与美术批评理论框架。除此之外，该时期的美术批评闪现着真诚、平等、自由、争鸣的精神光芒，一种具有公共性、科学性、现实性、拓展性的现代本土美术批评开始生成，作为一种文化标杆，成为宝贵的现代美术批评文

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性质的根本问题。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和文艺与人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文艺的理想境界应当是把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完美地融通起来。在中国，人文精神的大提振是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新时期后，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几次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而在西方文化史上，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样是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使学术思想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回归现象或钟摆现象。当代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大变革时代更需要强烈的变革意识，需要表现改造环境和变革世界的大手笔的文艺家。在新历史条件下，文艺家应当树立正确的人学观和历史观，努力把文艺的社会性和文艺的人文性有机融合起来，将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

当今书坛出现“现代书法”“流行书风”“丑书”以及“学”与“术”断裂等倾向。书法创作往往役于脱离本真的名缰利锁，主张“技法主义”至上，且与中国传统人文相互割裂，使书法陷入匠气、俗气的窠臼，大大减损了书法的美感和内蕴。书法教育迫切需要从深度、高度和广度三个维度重塑书法的诗性、超越性和人文性，提高创作主体的文学素养、哲学修养和文化涵养，下足“诗外”工夫，重新赋予书法艺术以“神秘”的“魅”之力。

现有孔子乐论的美学分析无法全面廓清其特质。据对《论语》的重新解读，孔子乐论之美学应有“两面”特质，即“依存美”和“纯粹美”。所谓依存美特质是指孔子乐论中蕴含的功利性或目的性方面；所谓纯粹美特质是指孔子乐论中含有不依赖于感官欲望或外在道德教化等功利性目的的方面，而以“乐以忘忧”的审美态度来观照对象，从而达到“游于艺”的自由审美境界。孔子乐论之美学所蕴含的两面特质虽本质上同一，但由于审美标准相异，就自然地呈现出相互独立、相互转化的并行之态。因此，厘清孔子乐论之美学特质，是理解孔子乐论的必经之路。

魏晋时期，“身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往的身体观念被摒弃，新的身体观应时而现，《世说新语》是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的集中体现。魏晋士人将身体看作身心合一的结合体，进而思考身体如何与世界相处。在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念的背后，隐藏的实则是他们对于人生、世界和自我的思考，以及对于追求理想和回归现实的巧妙处理。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不仅可以与西方身体美学观对话沟通，对中国当代身体美学观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它告诫人们缺乏感觉、单纯物质性的肉体并非真正的身体，人们应该通过身体体验身体自身的魅力和审美多样性，而不可仅使其成为一种获取超额利润的附庸和消费品。

“审美感通学批评”是一种立足于中国本土感通思想，以“审美感通”为始基，以“面向作品本身”为第一原则，以“再植灵根重续慧命”为基本意向，以探讨作品、作者“生命境界与内在智慧”为核心旨趣的新型审美批评。展开来说，其特质主要在于“感通”二字，其旨趣主要有二：一是探析作品中隐蕴的生命境界和人生智慧，并纵横勾连交互阐发，接通历史文化命脉；二是探讨作品中隐含的诗性智慧，建构文本诗学，丰富本土文论话语。这两种旨趣可融合为一，共同指向当代文化创造。审美感通学批评不仅是一种努力切近文艺作品本体的批评方法，更是一项致力于“再植灵根重续慧命”的精神事业。

设计叙事主要有静态叙事、动态叙事以及静态和动态结合叙事三大门类，每个门类下又可区分为不同的叙事类别。静态叙事是指没有情节发展变化的设计叙事，所“叙”内容往往表现为一种“事理”“理念”。动态叙事是指具有情节发展变化的设计叙事，所“叙”的往往表现为一种“事件”“故事”。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设计中的叙事也会发生变化，出现新的叙事类型，叙事的效能也大大提高。

纪录剧情片是纪录片与剧情片虚实相生、跨界融合的产物，它用讲故事的方式对来自真实生活的原始素材进行艺术化的处理，采用故事片的手法进行情景再现和叙事建构，以一种更加大众化、平民化、贴近性的精神面貌面向更多层次的观众群体。本文追溯纪录剧情片的历史渊源，对这一影视艺术形态的本体属性、建构框架和运作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探讨纪录剧情片如何平衡纪实性内核与故事化创新之间的关系。

克里斯特娃是一位观点鲜明的理论家。她对西方传统符号学理论中的“文本”概念和理论作了继承和重新阐发，尤其凸显了主体依赖“诗性语言”不断参与并打破现象界符号系统的层面，开启了一种主体凭借原初力量自我生成的激进解放视野。克里斯特娃这种蕴含诗性主体的文本理论具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特征，其核心根基在于文本内在无限性中可能创造的主体的内在无限性，对于推进当下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美学有三个资源，即古代美学、外国美学，以及20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美学。这已经构成了我们的常识。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这个常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遗漏，即美学的发展还有面向未来的向度。我们用什么样的美学，服务当代，引领未来，以求在世界美学上占据一席位置？这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要用这一向度，来激活传统，并寻找美学的新的生长点。

中国观众对喜剧电影有着强烈偏爱，近年来一些喜剧电影收获了较高票房，但这些作品的现实情怀、文化品格和喜剧精神都不够强，虽然看似现实题材，但和现实缺乏深层联系，倾向于以简单堆砌笑料的策略完成整部电影，只是迎合观众的娱乐性需求，缺乏从更高层面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和对观众需求的引领。电影创作者需要重视喜剧电影多样化的文化价值，更多从经典喜剧作品中汲取经验，把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熔铸于作品当中，并进行符合喜剧艺术规律的表达。

杂技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艺术之一，它伴随时代变迁而历久弥新。本文结合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杂技的创新创作，评说了杂技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所进行的艺术实践，并阐述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审美意蕴，进而阐明杂技创作的审美追求。

意境是中国艺术中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学范畴，电影意境在继承和吸收意境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根据电影技术的变化，电影意境可分成默片意境、声画意境、彩色意境和数字意境四个阶段。默片意境指电影开始运用蒙太奇手段创造性地融汇中国古典意境的优良传统；声画意境则指通过声画手段来创造声画同一的美学意境；彩色意境是指通过色彩的写实或写意，配合声画关系来创造电影意境；而到了数字意境，可以创造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画面和声音，从而实现了电影无中生有、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

关于戏剧的起源和本质功能，历来有“仪式”说和“游戏”说之争，但纯粹的仪式或纯粹的游戏都不是艺术，只有当两者结合并上升到“审美”的高度时，戏剧的艺术地位才真正形成。无论西方戏剧的进程，还是中国戏曲与话剧的历史，都可以看到对仪式性或游戏性的不同侧重，而优秀的戏剧往往是两者平衡的结果。当代戏剧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思潮影响下的反仪式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意”作为审美范畴在传统审美体系建构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整个传统审美体系中，“意”处于上承接“源”、下引领“流”的特殊地位，以“意”为枢纽的整个体系大致形成本源体系和流衍体系两个部分。本源体系构成整个审美范畴体系架构的哲学基础，亦构成人道与天道合一的逻辑支撑，这部分赋予了“意”作为审美范畴的道性特征，并确立了中国美学领域中哲学与审美的关联性；而流衍体系则构成了整个审美范畴体系架构的功用部分，是本源体系在审美领域的实现，亦是“意”的道性特征的实现。

美学一直为以同情为中心的人类叙事提供支持，而在后人类语境中，由于人类与他者交接的情境变得更为复杂和更具冲突性，需要构建能更好地直面残酷的美学。此工作的重心不是为美学寻找新的人性论前提，而是进入具体的后人类叙事，考察它们所包含的审美、政治、伦理等因素能否在新的语境中彼此融合、相互激发，在创造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同时，构成富有现实感、挑战性和启发性的理论事件。

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探讨中国农村电影构建现实主义美学的症结和对策。文章分析了三方面的问题和出路，首先，现实主义反映的概念化和图解化问题突出，应按照农村现实的本来面貌反映现实；其次，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度不足，应积极介入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现场；再次，现实主义的审美理想存在式微倾向，应该以真诚和温暖的力量去引领生活。从现实主义美学的视角切入，深入把脉中国农村电影存在的问题和出路，对农村电影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尝试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