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曲艺用民间语言动情地描述着中华大地的风土人情，述说着古往今来的故事传奇，代表着最广大群众的审美倾向与价值取向，也就更接近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色调。在艺术技巧上，曲艺的艺术技巧象征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禅意与诗意外壳；在精神内核上，曲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世内核；在内容构成上，曲艺的丰富多样蕴含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丰富内涵。因此，中华曲艺就成为了一把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的金钥匙。

“形体行动方法”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建立的戏剧体系中最为核心的理论，遗憾的是，这一经典的角色创作方法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有生之年并没将自己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全面地构建出来，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仍很难清晰地看到“方法”的真实全貌。本文首先对形体行动方法的要义做了解读，其次对“方法”遵循的创作原则、形体行动在角色创作中发挥的作用等关键问题作了剖析，揭示出形体行动方法由“行动分析方法”和“行动综合方法”两部分构成，并对其现实意义作了探讨。

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形态之一，大众文化的表意实践过程不仅越来越依赖于视觉形象符号，而且推动了一种带有典型社会转型意味的“镜像化”视觉主体的形成。这一主体形态作为反思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落脚点之一，又与现代人格建构构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从这一维度出发，当代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不仅深受大众文化表意实践的影响，又可以通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以及“虚构与现实”三重张力关系得到更为明确的揭示。无论大众文化视觉主体及其现代人格建构，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现实问题，均可由此得到批判性与建设性并重的说明。

民间性是曲艺的“根”和“魂”。曲艺民间性的生成源自广大人民劳动、生活的民间厚土孕育，是劳动人民表现社会实践内容、思想愿望、情感需求引发的信息交流活动催生的。语言信息传播功能的实现，需要曲艺表演者在进行信息传递时尽其所能被受众接受，这是曲艺民间性生成的决定因素。曲艺民间性呈现出平视性、大众性、开放性、时代性、地域性的特点。随着曲艺文人化趋势的呈现，民间性演进为深入骨髓的“艺术基因”激荡着曲艺生命，接地气、人民性、亲民性、服务观众的理念是曲艺民间性现代意义的科学表述，是原有概念内涵的拓展与演进。民间性可维系现代曲艺的正确发展轨道，避免文人化的矫枉过正，突出时代性、地域性，争取观众数量的最大多数，平衡作品的雅与俗。

西方艺术表现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主题和特点，呈现出一个完整连续的演进轨迹，即：从古希腊罗马的着眼于形体外貌，追求形体表现的逼真和艺术形象的静穆、安详，到17至19世纪的注重由外见内，通过形体外貌的描绘来展示对象的性格、气质、精神等内在品格，再到20世纪艺术进入潜意识深处，致力于用抽象、变形、拼接、分解等手法表现非理性、无逻辑的艺术意象，体现出西方艺术表现的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同西方文化中原子组合型自然观相吻合，与西方科学的偏重分析、通过对对象的层层“展开”来探寻事物内在奥秘的冲动亦相一致。

诗人、艺术家感性的高度发展促进了艺术典范的出现。伟大艺术的示范既推动了后来艺术家的创作，提高了整个艺术发展的水平，但又以其崇高地位阻碍了异于典范的新艺术形式的探索。崇高而统一的艺术形式往往忽略个体的感性经验，而感性经验正是个体艺术创作能够面对的最基本的现实。个体化时代的到来，需要创造新感性与新形式融合的艺术。艺术的多元化是这种新艺术发展的基本前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文化自信的文艺。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有筑就艺术“高峰”的底气。要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史诗”，是历史与诗的统一，首先是史，然后成诗，所以，正确的历史观是前提、是基础，是筑就艺术高峰最坚实、最牢固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新时代文艺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明代中期发生在九华山下（今安徽省青阳县一带）的青阳腔，是中国戏曲由古典品格向现代品格过渡的一座桥梁。其以打破既有曲牌体制严酷规范的“改调歌之”，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大众化进程，完善且升华了中国戏曲的审美价值。通过对公堂评判的祠堂化迁转，增加了理性的和煦；复由对学堂情致的礼堂式调适，擢升了感性的温婉。遂使此后的戏剧舞台，柔和亲切更甚，世俗温度滉漾。与民俗民风民序浑然一体，成为举国大众乐于引为师楷、喜于耳鬓厮磨，迷乎痴乎醉乎其间的情感对象。今日之戏曲，当重拾温婉和煦、礼乐交融的生命状态，让戏院继续成为人们需去和想去的地方。

西学东渐，将西方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嬗变的“星丛性”矛盾植入我国文艺美学研究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纠偏了以往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在构建当代科学的中国文艺美学理论体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借鉴作用；但同时，其真理与谬误共在的纠结性又难以克服地导致了观念与方法的“过度审美化”和“审美”范畴的异化两种理论研究误区。鉴于此，文艺美学的构建既要立足文艺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也要借鉴美学理论的硕果，在不断汲取文艺学、美学和不同艺术门类的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综合创新，从而形成契合中国文艺实践的理论形态。

“技”“艺”是庄子美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庄子通过寓言故事对此进行了形象而具体的论证。“技”和“艺”是实现美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技”是基础，是通过刻苦练习而达到的一种熟练的技巧，但对“技”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机心”的产生，从而影响审美主体对“道”的把握，“技”的这种局限性限制了美的创造。“艺”在美的创造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是审美主体在拥有熟练技巧的基础上，通过“忘我”而实现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使审美主体克服主客二分认识模式的局限，抵达“以天合天”“与道同流”的境界；也只有在这种“艺”的境界上，摒除机心的束缚，审美主体才能发现“天地之大美”的真容，从而完成美的创造。庄子对于“技”及“艺”与审美主体的理解，对今天的“美”的创造依然具有启迪意义，尤其可以有效校正消费时

作为观念的“世界末日”产生于人类为把握自己未来命运所进行的思考中。科幻电影将末日伦理置于与科技相关的假定条件下加以考察，以求激发观众对于深重危机的成因、消弭危机的可能性和方法的思考，并借用末日情境拷问人性、人情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世界末日的成因，可以从自然、社会与心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对世界末日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可以按照相应时段加以解剖；对电影通过世界末日的描写所表述的观念，可以抓住“天启”“救世主”和“浴火重生”等范畴予以阐述。

本文围绕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针对中国美术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思想观念进行分析，并注意前后之间相应的联系。在整体的思想脉络上，“关注现实，表现生活”这一创作思想依然是主流，个体意识的觉醒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则表现在“实验”与“创新”这一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如早期对表现题材与主题的突破，进而转向艺术的本体性问题讨论，在观念与形式上逐渐地拓展艺术的边界，跨学科的问题不时出现，对西方的现当代艺术，也经历了从学习模仿到自觉思考的过程，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在现象的陈述上，本文注意那些促使创作思想波动的事件与人物，有的并不在主流美术的范畴内，甚至是边缘状态。这并不等于忽略主流，因为主流是潜在的，也是稳健的发展力量，而非主流的思想倾向比较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三次转向来概括。第一次转向是“新时期”，在突破“文革”期间的思想禁锢方面，文学方面的论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活跃了思想，开拓了眼界。第二次转向是“新世纪”，与世界接轨，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对话，成为时代的主流。第三次转向是“新时代”，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本文提出，当下的文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画中女性形象塑造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复杂的历史境遇下构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特殊方式。这些形象既是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观念演变的重要参照，也是中国画近现代探索历程的浓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然而中国画中的女性形象是极少被学界关注和系统梳理的领域，目前没有较完备的研究成果。本文按时间顺序对20世纪以来各历史阶段中国画中女性形象进行归纳和分析，提炼隐含在这些形象特征中的历史叙事和女性地位、生存状态的变化，呈现不同历史语境下形象的性别角色差异和艺术观念差异。

屈子骚体诗学的范式影响后世甚巨，对当代诗歌创作仍然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屈子美政理想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激励着当代诗人树立大我情怀；屈子熔铸神话，心游万仞的想象力值得当代诗人心慕手追；屈子诗学往而不返的抒情模式，能医治当代诗人的精神疲软；屈子诗学香草美人的象喻，标示着当代诗歌创作的意象营构；屈子骚体的民歌元素，启发当代诗人取法民歌；屈子骚体形式的解放，引领当代诗歌追求形式上的新变；屈子诗学得力于江山之助，对当今诗人重视采风或游历也富有启示。

打破新诗古诗二元对立，杜诗对新诗有诸多启发，地理名词的运用即是其一，它相当于杜诗建筑学中的钢结构。百年新诗不乏运用地理名词的优秀之作，但潜能远未释放，运用效果高下不一。其中的南方想象存在唐宋化倾向，造成的束缚尚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