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当前，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影视大国，不仅每年的电视剧和网剧产量高居世界第一，电影产量也名列前茅，但中国影视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还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有东西方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作品质量尚需提高、中国在全球影视宣传发行渠道上的弱势地位等原因。中国影视作品海外传播的主要策略：一是“存异求同”讲好中国影视故事；二是做好海外宣传发行和销售工作。只有在内容和宣传发行上一起努力，中国才能真正从影视大国迈向影视强国。

本文以2018年以来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与重大现实题材剧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创作美学层面切入思考，认为近年来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在国家、地方 行业与个人需要之间形成了同频共振，书写了最有分量的中国故事，成为表现中国精神、传达中国声音最有力的艺术载体。文章进一步对重大主题的创作观念如“深扎”意识、剧作创造力提升、突破观念演绎及作品基调把握等加以辨析；并对“高摹仿”人物与群像塑造、历史事件 专业事理与情感心理的关系把握、“意象群”营造以及历史质感追求等展开艺术美学分析。文章最后对融媒背景下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在策划、制播、营销、审查等多环节所面临的局限与挑战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创作提出展望。

202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在曲折中前行，呈现出了很多新趋势、新问题和不确定性：互联网与电影深度融合，“线上+线下”发行上映机制成为现实；现实题材、“想象力消费”、喜剧美学、“合家欢”情感向、国家记忆等人民群众的精神消费成为刚需；“新主流”电影仍居于当仁不让的“头部”地位，但需要总结生产模式、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新力量”导演充满活力，继续引领创作。中国电影业的未来发展应该利用好互联网媒介与巨大的观众市场“红利”，不断拓展题材风格、类型样式和美学形态，融合电影工业美学和多元文化，产业与创作格局朝向更为多元、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文艺西化现象显著，虚无晦涩的现代主义诗歌流行，余光中（1928-2017）拒绝这样的诗风。他写诗颂屈原，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对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等多所吟咏。他虽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介绍西方绘画、音乐，咏写西方诗人的篇章反而不多。余氏散文有“余体”雅称，风格博丽；他形容中文是“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美丽文字。其诗其文，表现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也表现对国家的信心。早在1966年写《当我死时》，称颂中国是“最美最母亲的国度”。1986年写《欢呼哈雷》，从彗星说到国家，昂然表示“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 向着热腾腾的太阳”。余光中中西文学修养深厚，著作丰富，有诗、散文、评论、翻译等不同文类，为当代中华文学大家。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以理性的洞察力诠释倡导新主流电影创作的美学意义，勾画时代精神谱系特征，以及流媒体冲击下电影产业新的发展态势。但是，在资本的操控驱使下，影评的专业批评舆论场和社会大众舆论场之间存在着失衡现象，微媒体、自媒体成为当下电影批评的重要空间，暴露出平面化、碎片化、情绪化等诸多问题。中国电影批评唯有立足于时代发展需要，重构价值体系，发挥其理性思辨的光芒与力量，才有可能助推中国电影从“高原”走向“高峰”，助推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迎来电影批评的第三次黄金时代。

民族文艺工作是党的文艺事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艺评论不仅是题材问题，也不仅是艺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大问题。我们要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文艺评论的重要价值和独特作用，科学把握当前民族文艺评论面临的现实矛盾和挑战，坚定正确导向，强化主流声音，以精准及时健康的理论评论，构建民族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引导民族文艺创作。

本文将电影《流浪地球》置于中国科幻民族性视域下，重新审视了该作品的价值所在，阐明其对于中国科幻民族化的里程碑意义。通过创造整体性、在地化的科幻空间，以及选用基于民族历史经验的科幻主题，《流浪地球》回应了此前理论界的设想，完成了从“琉璃瓦”到“长城星球”的转变，并实现了对西方赛博朋克类型科幻的突破。这既为理论界的有关争论提供了启发，也为中国科幻的创作指明了一条新的路径。

当前，理清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基本方法和话语特征，重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价值，对构建中国特色的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很有必要。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思想根源集中体现为处理文艺与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和”的理想。其基本方法为知人论世的关联方法、日常体验的言说方法、以心感物的认知方法和感通万物的思维方法。其话语特征集中以范畴形式来体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范畴按轻重来划分，可分为理想性范畴、根源性范畴、支撑性范畴和延伸性范畴。中国古代文艺批评较少讨论“真”的问题，是因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不把“真”当作孤立的、纯粹客观的事物来看待。

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种种乱象，绝不仅仅是文娱领域的偶发、孤立和局部现象，在人口出生率低迷、经济增长放缓、全球保守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世界贸易竞争和局部冲突不断加剧等当代历史背景下，还将有着更为长远的社会、历史影响。当下，对于“饭圈”的这一轮讨论，并未触及基于人口结构视野下的新的明星制度，对其深层利益结构也有大量关键环节亟待梳理。在未来世界，随着代际的自然更迭，“饭圈”效应将会进一步放大，不仅会更为深层地潜在影响我国主流社会的样貌和气息，对于区域和国际间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互动和交流都将产生更为深远的辐射和影响。

“饭圈经济”的概念经历了从外来移植到本土普及的过程。“饭圈经济”不同于“粉丝经济”，具有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商业化等特征，汇聚了现代经济的各种要素，是内容经济、数字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并且具有自我演进和扩张的机制。“饭圈经济”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和极大浪费，暴露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负外部性、行业垄断、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对社会的消费观、财富观、投资观、价值观以及人力资本都有负面影响。对“饭圈经济”应当进行精准治理和全面治理，处理好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

追星是人之常情，粉丝是共同追星的一群人，但“饭圈”却是一个有道德基因缺陷的圈子，或者说，“饭圈”是有原罪的。置于“饭圈”中心的偶像明星只是个“人设”，是资本、传媒、明星和粉丝等多方互动、包装的结果，其“爱”的情感纽带是自然的、依赖性的、异化了的，缺乏道德内涵，彼此间具有一种变异了的“忠诚”。“饭圈”伦理还具有某种“部落”伦理的特性。“饭圈文化”治理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治理，应该遵循道德治理的内在要求和特殊方式。最关键的是要重塑偶像的道德示范功能，确立平台的道德共识，加强网民的网络素养。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 “饭圈文化”所呈现的状况和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阐释“饭圈”与“偶像”之间具体而又抽象的关系，认为“饭圈文化”主要作为一种青少年“亚文化”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对其“利益化”和“势力化”的突出特征作出概括，并对“饭圈文化”的有效治理路径进行探究。

民国时期，书法艺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文脉不断，与该时期社会各界对书法学习与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民国报刊中涉及书法的资料比较丰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媒介视野去观察民国时期中国书法研学情况的良好视角。本研究以《大公报》为样本，考察其中书法研学相关内容的基本情况，发现在民国时期独特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书法独辟蹊径，以专业的内容和灵活的方式引导大众审美、促进艺术普及，对特殊时期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继“后现代”之后，部分西方艺术批评家开始用“当代性”来定义和讨论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这代表了西方艺术批评界试图将“当代艺术”这一术语理论化的倾向。从时间分期的角度而言，“当代”是后现代的替代，而非延续，它通常被用来描述晚期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形态。

英语“contemporary art”与中文“当代艺术”概念在发展阶段、语境和内涵上既紧密相连、不可孤立看待，又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尤其在学术研究中，英语“contemporary art”不必然成为中文“当代艺术”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中文学界的“当代艺术”研究也不是 “contemporary art”学术研究史的亦步亦趋。相反，中文学界的“当代艺术”研究应当是在清醒认识到其与国际语境“contemporary art”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之上，以扎根本土的积极态度和直面当下的活力，与面临危机的“contemporary art”共同寻找突围和再前行的可能性。

“当代艺术”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全部的同时代艺术，也可以指当今艺术的某种特别类型。从作为艺术的特别类型来说，任何一种当代艺术都有它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当代艺术就是各种理论和实践相互竞争的领域，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不应遭到排斥，而且应该得到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艺术界急需有一次中国转向。这种中国转向，不仅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找到自己的根基，而且有助于世界当代艺术的大繁荣。

2021年是“典型”理论范畴进入中国的100周年。6月27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理论委员会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典型理论百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专家们从“典型”范畴的内在价值破题，思考它的本质规定性和在当下回归的必要性；同时延伸开去，重访中西文艺理论史，激活典型理论的新意涵；之后从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实践出发，强调重启现实主义典型论的意义；接着，回到具体艺术门类和学科前沿理论研究，重构典型人物与典型图像，完成典型理论的当代转化；最后，王一川教授进行了总结，期待未来新百年核心理论范畴研究的新进展。

本文以鲁迅的典型创作理论和小说创作实践为对象，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提倡书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这一思潮的发生、发展。只有把美学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与文学的变化联系起来，关于典型的研究和实践才有深度和意义。

典型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通常说来，典型指的是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人物、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即文学典型。不过本文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典型图像或图像典型？进而思考是否图像形象本身基于视觉性语言可以内在地表现出表象与本质、特殊与一般的辩证统一的典型性，即图像典型？本文尝试通过近代中国的镜像图像来论证图像典型的可能性，并将这种图像典型的本质定位为一种内涵了社会结构的图式结构。

现实主义的政治使命（文体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的真实再现（文体修辞学）存在着逻辑的裂痕，导致人们误把人民性的政治诉求和真实性的审美表达混为一谈。而从文体哲学角度来审视，这恰恰是现实主义内在悖论的症候。现实主义既是新现实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新的世界图像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实”的新知识范式才能转换完成。“现实主义”不是诞生在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模仿就有现实主义的时刻，而是诞生在“新现实”发生的时刻，即“机械的世界图像”确立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