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当年变古法创新体,造就千古以来行草书的经典,他的这种创造从形式上直接割裂与篆隶书的承接关系而自成体系,成为后世帖学直接取法的源头,经过一千多年来的流传,帖学式微,自清代中后期碑学中兴。于右任熔碑帖于一炉变成另外一种书风,但是碑帖结合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简单嫁接或相加,它需要辩证的取法对象和取舍尺度,对于右任书法的多元化探寻,有助于当代书法发展。
优秀的文艺作品创造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不仅给人以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启迪和对情感道德的净化提升,而且还给人提供健康向上的审美娱乐。
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造型观或造型意识,而是思维方式、美学趣味与表现方式的统一。写意画强调作品有着充盈的真善美,丰沛的精神含量,高雅的思想情操,以及浪漫的人文情怀。
北大艺术学科的目标可集中在培育有思想的引领未来的艺术学人上——思想的原创性、理论思辨的开阔性与严谨度、人文底蕴的沉厚度与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和未来性等之间应当水乳交融地涵濡为一体。
从崇高美学角度出发,聚焦影视音画对立手法,分析崇高美学在影视创作中的妙用,进而探析崇高视阈中的痛感超越、思想超越、精神超越等对影视创作的美学启发,于今后国产影视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应不无裨益。
散文可以分为三种不同范畴的类型。作为一种非虚构文体,其区别于小说的根本在于真实性。散文的真实性是在事实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结合了判断真实和想象真实的一种艺术真实。艺术真实的本质和实现的重要手段在于想象。散文需要合乎艺术真实原则的想象。
叙事作品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感,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叙事作品中人物的生命能否有大格局、大气象,取决于人物遇到的精神问题是不是根本性的,取决于人物在面对精神问题时内在挣扎的经历和程度。
当前草根文学评论主要形成了“剜烂苹果”式、“站在低处说话”式和“跟踪引导”式三种评论,已经拥有一些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文学评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对中国文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艺术研究来说,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交汇、冲突、过渡中,分析和总结网络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新实践与新美学,不仅具有个案上的典型意义,还具有文艺美学乃至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上的普适价值。
只有基于对真理无条件的服从,以及对自己视为志业的评论事业的神圣信仰,才能使批评避免寄生的冗余,真正成为艺术强有力的护法。而要做到这一点,评论家能否知所敬畏、常怀诚意就显得非常重要。
文学与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既是人类记忆的产物,也是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当代作家也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着记忆,并通过各自的艺术表达向世人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虽然这些作家们国籍不同但对记忆的表达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这些关于文学与记忆的艺术探索势必会推动文学不断深入发展。
习近平关于文艺经典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是习近平同志对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的三个基本要素的揭示。笔者认为,这种对于文艺经典的理论建构,是以往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都未尝有过的,但它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哲学传统之中。而从另一方面看,习近平关于文艺经典的这种理论建构,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现实指向,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明确的导向性质。
中国当代油画的自塑过程是一个自我更新与重造的过程,也是20世纪以来油画民族化与本土化观念的延续与提升,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偶然性,其旨归仍是油画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更应自觉加强人格修养和艺术修为,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守正律己、遵纪守法,坚决抵制涉黄涉毒、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真正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的追求。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却并没有留下很多值得关注的经典。本文试图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状况的梳理,尤其以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为例,对当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思想理论资源和问题进行辨析,寻找十七年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品的原因。
厉彦林的乡情散文从赤脚和布鞋的文学意象出发,以写实的真情感动着读者,富有新时代的气息,他的散文“赤脚走在大地上”,“赤脚”成为他的散文的艺术出发地,也成为他的艺术散文的鲜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