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网络时代的戏剧批评空间，是民众戏剧批评的新空间，在这些空间里，除了有戏剧文化人拓展新阵地的身影，还有民众戏剧评论的力量在生长。

“真人秀”节目一方面透支了观众的情感额度，另一方面节目组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做了误导性示范。影视明星的“真人秀”现象，给中国表演文化生态带来了或显或隐的“微妙”影响。

曲艺方面，中国曲协应在动员和组织全国曲艺界民间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参照国际剧协、世界书法联盟、国际魔术协会的通行做法，倡议并推动成立国际说唱艺术联盟，以确立中华曲艺艺术在国际说唱艺术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更好地弘扬中华文明。

在数字时代，除了“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这两条路径之外，至少还存在四条文论创新的路径：根据网络文学、数码文艺建构数字文艺学;基于世界文学建构“世界诗学”;通过对具体作品进行多维透视建构“文本诗学”;返回文化元典建构通观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要进入当代，范畴的清理与重构也是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反映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意识的特点，同时古代文论中的许多范畴，如意境、意象、气韵、神韵、风骨、气势、感物、兴会、意趣、情志、情采、体式、文气、滋味、含蓄、空灵、飘逸等等，都是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中直接产生的，是艺术家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它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对这些范畴进行清理与重构，让它进入到当代的文学与艺术实践中，以增强中国文论对当代文学的阐释能力，无疑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中西美学会通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创造性美学范畴。这一范畴内涵也不是西方美学的“理念”“形象”“典型”所能涵摄的，因此也不能简单说“境界”是西方美学的变体。确切地说，王国维的“境界说”既与传统美学关系密切，又对传统美学进行了一种现代美学范式的改造。

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等在内的一批中国现代重要美学(育)家，都是人生论美学思想最早的倡导者。梁启超的“趣味”美、朱光潜的“情趣”美、宗白华的“哲诗”美、丰子恺的“真率”美等，都是对人生论美学精神的生动诠释，既为人生论美学的理论建设拓展了重要的基础，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华美学独特的精神韵致。

在当代文学中，“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境界作为一个美学主题的出场，不再是早先那种对于“万物一体”的古典有机论所致，而是发轫于对现代性逻辑和工具理性对人之性质的单维化压缩的反拨，是基于对人与自然血肉关联的重新发现。

深入解析当代科幻电影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理清在当代科幻电影中已经事实上构成内在叙事动力的生态话语的发展线索，以及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所具体承载的审美表达和意识形态症候等不同结构性功能，就不仅仅关乎着对当代科幻电影流变的全面系统梳理，还将直接影响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的判断和认识。

陈师曾在思考“文人画”时，从中提炼出四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如果说“学问、才情、思想”较好理解的话，“人品”最能让人深思。

舞蹈就等于“好看”，而不去关注真正的心灵接受——这种单一型“非艺术鉴赏”的“好看观”在如今的舞评文章中并不少见，以致看舞剧也少不了去欣赏年轻的、技艺型的肢体舞动，而不管他们与整部作品的结构布局、立意主旨、叙述方式的关系是否紧密。

还原男班在上海的演出状况，笔者认为女班的出现并不仅是“赶时髦”，而更可能是越剧——即当时的演出主体“男班”——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生存下去的一种商业策略。

张世英先生认为：意象之美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在于，天地万物是一大相互依存、相互构成的网络整体，每一事物都是此整体上的一个交叉点，此交叉点以它之外的无穷事物为其母源。意象之美就是从一个作为“象”的交叉点，体会到此象外无穷事物这一母源之“意”。此种体会、玩味就是一种审美意识。故意象美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既面对现实，又能超越现实。

现实主义作为“十七年”一种必须遵循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 使得艺术创作在题材、内容乃至表现形式上被赋予的明确的政治含义和阶级立场，对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淡化了舞蹈家主体精神与思想感情的开掘和表现。到思想解放、文化转型的新时期, 现实主义仍是推动中国当代舞蹈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虽然已不再是唯一动力，但仍是一种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范式。

30年前，香港是“小纽伦巴”，后来虽然有发展，然而北京和上海已经和纽约、伦敦、巴黎直接来往，而且见她们之贤而思齐了，甚至将与贤齐了，香港的“借镜”价值大不如前。内地崇西之风仍盛，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意识的产生，却毕竟是一种反省，一种泱泱大国精神的兴起。

德里达指出了绘画的神性境界，即诸神在画幅中现身的境界，神性借伟大艺术家之手，在人性与物性中，闪耀出光芒。

“文学经典化”越是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中越能够呈现出“经典”的韵味和本色，优秀的“文学经典”应该是诗意的文化结晶。

杨公骥似乎毫不掩饰自己对理论的兴趣，以思想家原则为学术的第一原则。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

粉丝经济的价值不仅是对情绪资本的增值和操控，更在于粉丝通过创造性消费过程所形成的全新写作空间和参与式文化结构;而IP开发，则应该在保护本土粉丝文化创造力的前提下，推动其跨媒介、跨文化传播，继而形成突破传统媒介生产惯例和全球文化产业壁垒的独特中国经验。

网络游戏的发展需要创新推动，创新需要精神内核的支持。网络游戏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悠久的中华文明也需要通过当代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但如果通过歪曲事实、哗众取宠的方式进行游戏创作，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也是对后人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