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梁平诗歌研究》选入的评论，从不同视角打量了诗人梁平。这对于欣赏梁平，研究梁平，都是有价值的。

2018年，宏观政策持续引领原创文化节目创新发展。在激烈的竞争中，原创文化节目寻求差异化发展，塑造青春气质，积极培育青少年观众。学界对于原创文化节目的关注维持一定的热度，并呈现出三大新动向：一是老原创文化节目研究降温，《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新原创节目成为研究热点，节目的内容品质与商业价值平衡、社交媒体的短视频传播方面的成果有所创新。二是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单一性视角，有意识地策划并组织了关于原创文化节目的整体性研究，相比较以往碎片化的成果，更具有系统性和深入性。三是在节目数量繁荣的基础上，业界及学界的研究者都对原创文化节目的传播力予以重视，节目的受众研究、融合传播的量化研究还可以增强。

2018年的中国美学呈现为基础理论六个方面为主和新潮演进六种美学为主的现象大貌。要理解这一大貌，可从世界美学的演进大势和美学理论的基本争论点为框架去看。世界美学的演进是：自轴心时代以来，出现了两种美学：西方的区分型美学和中国（以及非西方）的关联型美学。西方美学的演进，从形上区分型美学到学科区分型美学，而今正转向具有西方特色的关联型美学。中国美学自轴心时代以来形成关联型美学，到现代中国转为学科的区分型美学，但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今随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的兴起，似乎在转向关联型美学，但又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世界美学的争论点主要有三：美、美感、艺术，基本问题是：美是与真、善等区分开来之后才能正确认识，还是与真、善等关联起来才能认识。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国家京剧院创作演出的《生死契约》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礼赞，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和情感冲击力。京昆大戏《铁冠图》是年度戏曲舞台上的巅峰之作，王珮瑜的“余脉相传”第四季和上海昆剧团的巡演，得到了市场充分肯定。现实题材戏曲作品是创作的重心，但题材与表现手法的雷同和众多“扶贫神剧”的出现，说明现代戏的健康发展仍有隐忧。集中展示348个剧种面貌的“百戏（昆山）盛典”，是本年度最值得关注的戏曲演出活动，它体现的也是伟大的文化觉醒。

中西名哲名言，浩如烟海，我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爱好来编选的，客观性不够和挂一漏万之弊，显而易见，尚希读者鉴谅。

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取得的成就给予客观评价，分析了40年文学的品格特点、发展阶段、代表性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及思潮，总结了文学发展经验和基本规律。

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紧紧围绕人的主题，尤其是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展开。这个核心命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渐次展开的，也源自文艺理论家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的回应。伴随着人的主题的渐次展开，文艺理论的讨论也逐步回归艺术本体，围绕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理论界借助西方文艺理论话语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流派的探讨尤为集中。同时，一批致力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学者从本土理论出发对人的主题作出回应。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立场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发声也成为建构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艺创作出现了从俗从众的倾向，人的主题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有被淡化乃至被搁置的趋势。对于人的主题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电影出现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市场不规范行为频现，建立规范的市场机制尤其是制度性建设势在必行。从市场需求、观众渴望层面看，唯有更多更好的优质电影才能不断满足并且激发观众的需求，赢得口碑和信任；而一部优秀的电影需要电影产业从创意、制片、制作到发行放映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互联网在促进电影繁荣的同时，也对传统影院形成了冲击；网络影评改变了传统电影批评的格局。规范电影市场、提升电影质量、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个时期审美崇尚的变化主要在于时代发展的需求，符合当时审美艺术发展的特点，所谓“变者时也，势也。”本文着力辨析在现象背后的舞蹈言语方式的嬗变以及这种变化的形态含义，梳理并呈现这些舞蹈现象背后的多元文化历史合力。通过对新时代以来舞蹈作品形态进行系统研究，抓住已经出现、正在讨论或发掘有价值的话题，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新时代中国舞蹈创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擘划之中。

新时代艺术学前行方向的问题，必然涉及艺术学的时代话语建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阐释，即是要求将理论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自然离不开文化自信，这也是我们建构艺术学时代话语的指路方向。不论是对于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艺术学领域诸多问题的热切关注，抑或是古典艺术理论研究，近年来的艺术学领域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这表明在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精神引领下，我国艺术学领域研究有条件，也有责任摆脱过往一味追随西方文论的研究路径，正积极建构新时代艺术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包括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以解释新形势下的艺术观念、艺术思潮、艺术现象乃至艺术创作的种种问题，自主引导我国艺术学的前进方向。

新时期文艺走过了40年的辉煌历程，凌厉中彰显朝气，宏阔中蕴藏活力，饱含着变革时代的精神底色，承载着鲜活的历史记忆，在现当代文艺史上独步一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是文艺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新时期文艺有五个突出特点，即现实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人的苏醒与“人学”旗帜的高扬；在不断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行；创作与批评两翼齐飞相得益彰；与世界文艺涨落的潮汐相伴涌动。

现实题材商业电影是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本文以《亲爱的》和《我不是药神》两部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为核心，探讨此类电影因情感投入而带来的观影愉悦和意识形态效果。为了吸引观众的情感投入，现实题材既可以借助传统成熟类型，也可以只凭借扎实的剧情和人物设置来实现，但后者显然是核心。无论是否借助成熟类型，剧情与人物的设置都是重中之重。从意识形态操作手段来看，融合仪式和秩序仪式都可能成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策略，但这两种仪式的完成都需要借助情感的力量，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操作策略。

面对国内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新热潮，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可能走向和必然趋势已成为学界热门话题。本文在梳理总结马克思现实主义思想流变的基础上，主要从现实主义影视创作内容、方法和思想三方面的走向和趋势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和路径，以期对中国现实主义影视创作有所裨益。

《我不是药神》虽然在形象塑造、细节处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是因为触及社会的痛点、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力作。同时，它也塑造了一个平民英雄，一个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济世英雄，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中少有的正面形象，因此而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通过该片也可以看出，电影不仅仅是娱乐的艺术，更是载道的艺术。

《我不是药神》建构了一个不让观众出戏的银幕世界，通过戏的魅力让那些看似世俗的相貌在银幕现实中具有了崇高的美感和道德力量。《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有着极强指示意义的作品。它揭示了在新时代的今天，民生诉求和国家精神如何在银幕世界中得到呈现。

19世纪末，欧洲艺术在摄影出现之后，试图脱离写实主义。浮世绘的流行改变了欧洲画家对绘画的认识，开启了20世纪艺术史中现代主义与东方主义这一最为重要的议题。西方绘画线条中的自性表现出现在20世纪初，抽象表现主义的线条和笔触借鉴了中国的书法形式。现代主义和东方主义真正开始在绘画性上转向一种语言间性，即书法性与抽象主义的对话。现代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对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样发生在激浪派的偶发艺术，试图将观念艺术发展为一种禅宗化的后观念主义。战后前卫希望重建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后观念主义是现代主义对东方哲学的随机性和日常意义的认识论的吸收。最后，亚洲战后艺术对后观念主义重新定义，日本具体派和物派，韩国的单色画，在参照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在观念退出的领域，借助东方哲学进行

本文将现代主义戏剧置于20世纪戏剧史的发展脉络之中、置于欧洲哲学理性 非理性的转型过程之中，讨论其如何在与现实主义的对话关系中，在欧洲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不同艺术风格与理论流派。在这样的辨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现代主义的不同流派，往往是和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不同问题相关。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欧洲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脉络，还原现代主义戏剧的不同场景，为中国戏剧如何以自己的民族传统为基础，在与各种不同的外来思潮碰撞过程中，建构自身的戏剧理论语言做一定的学术积累。

诗歌作为人类文学史上起源最早的一种文体，具有穿透读者灵魂的强大艺术“感染力”。诗歌语言和形式创造对于新诗有重要意义。所谓形式美，指的是音乐美、节奏美乃至分行美等。要实现音乐美及节奏美，就对诗歌语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粮食”这一元素的广泛运用，使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显著的粮食叙事，且有多种类型和功能。与民国电影和新时期电影相比，“十七年”电影的粮食叙事呈现出“现身频繁、内涵独特”的特异性。这一特异性的形成有其复杂而深广的历史、社会、政治和创作根源。

评弹艺术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双创”），是亟待我国曲艺界和文艺理论界深入探讨的重要命题，而从理论上科学定位评弹艺术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艺术样式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作者从理论上提出了以艺术信号的物质形态及其结构作为划分任何艺术样式的定位标准。并以此认知，阐论了评弹是一种以说唱为主、基于想象审美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样式的基本定位。这一理论定位要求评弹“双创”实践尊重评弹想象审美互动的本真性，尊重评弹作为综合表演艺术的发展动态性。因而，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评弹欣赏与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新时代艺术渗透与审美互动的变化，主动适应新时代评弹演出与传播模式的变化。